微信和余额宝在春节和春晚期间发起的全民抢红包不仅抢了春晚的风头，也抢了家家户户团聚时的头彩，把亲情也赶下了头名的位置，但抢红包更多的是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随之而来的可能是游戏规则的制定和改变。

　　追根溯源，中国从唐朝开始的红包蕴含着“三岁文化”———守岁、踩岁和压岁。“岁钱”与“祟钱”同音，最早是长辈给小辈，有驱赶“邪物鬼怪”的意思，用于贿赂鬼怪，化凶为吉，平安度过来年。到了明朝，演变成了小辈给予年长的人，意为“压岁”，希望老人平安长寿，多享受时光。

　　无论是长辈给予晚辈，还是晚辈给予长辈，过去的红包都是派发，所以是有计划的，人人有份，也保证了公平，而且只局限于有亲缘关系的家族内的一小群人。现在的抢红包却扩大到了朋友、同事和素不相识的人，获得红包的方式也从分派到争抢。尽管抢红包只是一种娱乐、一种游戏、一种休闲方式，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也是一种创新，是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即数字化生活，其特点之一就是争抢，也即竞争。

　　竞争是人类演化的法宝，也是今天人类社会继续演化的方式和手段。但是，抢红包所代表的数字化生活也提出了另一个问题，在数字化时代如何制定游戏规则和遵守游戏规则才能保证公平和公正，因为，人类的演化并非总是物竞天择，还有公平和公正。

　　抢红包遇到的第一个问题是诚信，虽然诚信是消费者和生产者、商家需要共同遵守的规则，但主要体现在商家的诚信上。如果没有红包，或少得可怜的红包却要让人们来抢，不是捉弄或戏弄人，就是为营销而做广告，甚至是骗子，因此才有网友投诉，“好几亿的红包我怎么就没摇到一个呢?”“抢红包，全是广告!”“摇了N次!变的是广告!不变的是继续加油!”

　　全民抢红包所代表的数字化生活的特点是争抢和竞争，但如何确保竞争的公平和公正又是一个难题。对于掌握了数字化手段的“原住民”(伴随网络成长的年轻人)，抢红包可能问题不大，但也需要眼疾手快。但是，对于那些在数字化时代的“移民”(中老年人)，在生理上已经日薄西山———老眼昏花，脚抖手颤，而且在技术上更不赶趟，更不用说密码和红包口令等一些操作手段的制约，所以，抢红包似乎已与他们绝缘。

　　当然，仅仅与抢红包绝缘也并不意味着不公平，因为红包不能当吃当喝。但一旦“抢”字进入生活的其他领域，就会极大地影响人们的生活，因为不公正和不公平会大量出现。由于数字化时代的“移民”不懂和不会上网，而且即便是“原住民”也不可能拥有技术上的优势，所以大凡需要在网上抢的东西，如火车票，就很难或根本抢不到。掌握了购票技术的黄牛应运而生，他们依靠技术能抢得更多的车票。例如，黄牛使用的抢票软件打破了12306网站购票规则，抢票软件能以毫秒速度自动识别验证码，比人手快百倍。抢票软件短短10分钟就能抢到1245张车票。

　　更重要的是，抢红包和抢车票等更有可能是制定数字化规则的人不遵守数字化规则，而是采用里应外合的违规手段让一些人抢得红包和车票，从中渔利，而让更多的人抢不到红包和车票。

　　媒体的一项调查发现，50名旅客中通过黄牛购得卧铺票者占总数的50%(25人);40%的人(20人)是采用网上购票，但其中15人用了抢票软件，5人通过找熟人或内部人士购票，纯粹通过网上购得卧铺票仅占总数的10%(5人)，通过传统购票窗口无一人购到卧铺票。虽然这种情况只是在抢车票中才体现出来，但也让人怀疑，抢红包也可能有这样的情况，如果有像抢票软件一样的抢红包软件，后果就更为严重。而且，如果数字化生活中的“抢”再扩大到其他产品，不公平和不公正现象也会越来越多。

　　任何新生事物都可能会有种种不足和缺陷，但是，当在线交易和电子商务模式等数字化生活让人们感到便捷、简易、轻松和有新意之时，人们会毫不犹豫地拥抱和接受，剩下的就是如何改善数字化生活的缺陷和不足，例如，从技术上打击抢票软件，让其失灵失效，而且记录在案，以后可以封杀这些购票者，同时要制定数字化生活的法律，例如，对内外勾结抢票者进行严惩。如此，才会在数字化时代既让人们生活得轻松，也让人们生活在公平公正之中。